摘要：《制定条例》和《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即在事实上将党内法规划分为《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年修改）（以下简称《党章》）、中央党内法规、部门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这四个层级。 ...
但一方面，应认识到，自有国家以来，即便没有概念上的国家治理，也存在事实上的国家治理。
这些活动，属何种行为，如何定性，何种处置，可能适用某法律条款，均应公开明示。在法律管辖方面，司法审判权存在实际的行使障碍。
（二）反分裂国家立法的合法性正当性 反分裂立法，推进国家统一大业，并不是基于强权的征服和吞并。近些年来，美国频打台湾牌，出台了一系列涉台法案，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为台独分裂活动张目撑腰，台湾正在显示日益严重的绿色恐怖。抑或台海局势因国际势力介入而发生重大事变。由此可见，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比较，解决两岸统一的其他任何思路，都不可能成为首选。当因采取非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将行使实际的管辖权， 审判从实体和程序上就可以按照正常的审判活动进行。
台独分裂活动是犯罪行为，惩治台独属于刑事处罚。大陆是否开启危机状态的时间窗口，还取决于以上制约因素。在那里发生了自由与平等的自我否定和财产权的压迫性，作为法治理念的正义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
在拉德布鲁赫看来，所谓社会法并非仅仅是用来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一种特殊的部门法，而是在更重要的意义上体现了法律从陈旧的形式正义向新型的实质正义即社会公平的深刻转型：因此，所谓的社会法就表现为公平对僵化的正义的胜利。但马克思明确指出，法律关系得以建立的现实基础却是由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确切地说，这是一些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个人和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利益的社会，即黑格尔所谓市民社会。马克思早就指出：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首先，马克思对现代法律的形式化特性有着足够的认知。
时代发展到今天，即使西方法学界也很少有人坚持哈耶克式的偏激立场，而是认识到历史已经颠覆了以下观点：以市场作为支撑的法律，必须拥有一套共同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法治的理解，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为指导，依循法律之理念与现实的内在二元结构，并结合现代法治发展的实际历史过程，探讨三个有关法治的理论问题：第一，法治的社会物质关系基础是市场经济，法治本身是经济关系变革与法律关系变革相互作用的产物，具体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财产关系抽象化催生了近代法律，并造就了由自由与公平、权利与义务诸原则体现的法律之形式正义。
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作为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现实基础，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合理而有效的组织方式，它对一个国家的兴盛和国民的福祉来说命运攸关。因为，如果把法律只是当作哈耶克式的形式规则，而抛弃任何实质性价值取向，那么对政治生活只能施加程序性要求，正义作为形式正义就是既存法律的施行，主权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不违反形式合法性，只需按照事先宣布的法律规则行事，就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3）实现正义，哪怕山崩地裂。比如商法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法，它倾向于将每个法律主体都理解为商人并作为商人来对待，即自私、精明、逐利的个人，这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虚构相一致，把人的概念抽象为市场交易中自由平等的法律主体。
而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不仅仅是个理念，它恰恰是现代法治的理论与实践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凝结了法的事实与理念的最深刻的辩证法。韦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不仅基于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制度。本文对马克思法哲学中的法治问题的研究，为了避免陷入抽象理解，必须重提马克思对法的本质的经典论述：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拉德布鲁赫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国法哲学家。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所指认的现代法治的理想的形态？这一追问进入马克思法哲学思考的核心地带。真正重要的实情是：马克思确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法律的内在关联中思考了法治的本质，并聚焦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矛盾这一现代法治的最大难题。
这几乎将马克思法律观与现代法治的本质联系乃至奠基作用完全予以遮蔽。这种市场关系之所以是自由平等的，就其内容来说，在于其主体作为等价物的所有者是一群价值相等的人，从而是一群平等的交换者以有利可图为目的的自由的转让和获取，其过程实际上只能是这种自由和平等制度的实现。
但另一方面，理念本身并不产生实际的法律，而只是法律的先验形式，法律在其内容方面乃是由最具体、最坚实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现实。比如，所有权因为得到法律的承认而有了普遍性，所以对所有权的侵犯就不只是侵犯了特殊的个人的东西，而是侵犯了普遍事物，公共性在这里显示为：对社会成员中一人的侵害就是对全体的侵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律秩序以保护私人利益和财产权自由作为其最高目的。因此我们必须探讨那种法律是从哪里来的？根据韦伯的研究，大约在17—18世纪的欧洲，现代自然法从纯粹的形式日益走向实体化，其具体表现就是个人之间的契约自由，按此趋向，所有正当的法律都依赖于制定，而所有制定法都应产生于真实的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理性的协议。前资本主义的法律总是带有神学的、强力的和非法律的色彩，在封建时代和近代早期的专制国家，公法与私法是不分离的。但是，这种利己的目的必须在与他人的普遍联系中才能实现，每个人的生活和福利都同众人的生活和福利交织在一起，赢利的目的在其所受普遍性的制约中，必须建立在相互依赖、相互承认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
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把关于现代法治的全部争论推到了极限，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超出了现代法治的现实基础问题，而上升到法的最高理念，即作为全人类解放的社会正义。由于法律的正义本质及其具体内容的正当性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乃至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不同的，对冲突的解决只能是一种出于良知和意志的决断，而不可能通过理性和科学的认识来解决。
另一方面，从主体上去理解，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从特殊的交换行为能力抽象出法律主体这一概念。一般认为，法治主要包含如下原则：法律的至上性，即包括造法者和执法者在内的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虽然马克思完全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现代法治奠基这一实然事实，那正是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表现。而实际上，法律概念的逻辑受制于市场社会关系的逻辑，而绝非以主观意志为前提的纯粹规范：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私法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法表述出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普遍的东西。
作为一个形式完美的主体概念，它展示出所有特殊市场行为的最本质的一般规定，即抽象的法律能力。历史地看，正是资本主义第一次从形式上实现了这种理念与现实的统一，即现代市场经济的自由公平的互惠交易和现代法律的客观化、形式化的公平与正义。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的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法律主体是上升到天堂的商品的抽象拥有者。
也就是说，一种阶级性的法律，因其具有法的形式特性，所以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同时，也必须为被统治阶级的弱势群体服务。因此，现代法律只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形式和其利益的实现工具。
本文为论题所限，不拟介入这些争论，只强调在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法哲学批判中，他确实明确指认了资本主义法律秩序的形式特征及其压迫性：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但是，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在这里，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确切地说，这种作为实在法之效力的正义，乃是一种解决冲突的方法，因为所谓正义是以社会中各种紧张关系和冲突的存在为前提，正义的目标就是解决这些冲突，达到所谓对抗的平衡。
只有在商品生产中，抽象的法律主体才看到了光芒。那种把法治本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利益工具的看法是片面的。
至此可以讨论哈耶克的第二个观点：法治只能存在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体内，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人们根据马克思一些论述和论点指认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法哲学观点是：法律被经济结构和财产关系所决定，它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而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和历史。马克思最大的创见在于，从《巴黎手稿》到《共产党宣言》再到《资本论》，他始终坚持认为现代政治的最大难题是财产权的压迫性，正义法必须从一般的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的财产权，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否则法律所承诺的正义和平等就是一个神话。但法律的本质是普遍性和公共性：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
帕舒卡尼斯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在上述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完成了一次最深刻的抽象：它将人的存在的无限丰富内涵，抽象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法律主体，同时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具体关系抽象为财产权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后来的罗尔斯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有相似的温良立场：即使在一个良序社会中，为了社会合作的稳定性，政府的强制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需的。
法律的中立性，即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法治的那些基本原则，诸如法律在政治生活中的至上性、中立性、自主性，以及法律内容本身的普遍性、明晰性、确定性，已不再是西方国家专有的信念，而是被不同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世界各国普遍接受，正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所指出的，法治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成就，它惠及所有人，因而是一种绝对的人类善。
因为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不同，法律制度支撑经济的方式，也不能轻易地从某一套特定的制度和法律属性中推演出来。正因为实然正义是依据规范解决冲突的方法，所以法的安定性把实在法的实际效力当作法的首要目标，由此展示出一种超越特定利益诉求、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均衡点。
